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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腥风血雨年代，要想完成伟大的革命理想，革命者不仅要有超越一般人的能力和思想，更要有无坚不摧的意志和精神。

  只有这样才能从始至终保持革命信念，抵抗住权利和金钱的腐蚀，不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。

  或许他们曾经抱有坚定的革命理想，但终究是在敌方的诱惑下败下阵来，放弃革命理想沦为享乐的囚徒。

  曾经我党有一名打入内部的卧底，因为长时间浸泡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逐渐被腐化，最后竟然对上司主动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  而面对这样一个主动交代自己“卧底”身份的下属，他的上司又会做出什么反应呢？

  古人云：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为打探对方的情报，国共两党秘密在对方阵营中安插了不少眼线。

  这个“卧底”也是其中之一，我党派他打入淮阴区中统局内部，在淮阴区主任郑连魁的手下工作。

  一开始，他和其他同志一样，抱着为了革命流血牺牲的信念加入了革命工作，再苦再难也没有退缩。

  打入内部后，他一路当上了中统局的股长。身份上来了，待遇自然不一样了。成天吃香喝辣不说，周围还有一堆人对他俯首帖耳，阿谀奉承。

  渐渐地，他沉浸在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不能自己。他完全将自己加入革命的初衷抛诸脑后，将自己当成了的官，不想再过以前的苦日子了。

  不过，“卧底”的身份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悬在他的脑袋上。他每天担惊受怕，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万一哪天被揭穿了实际身份，依照对的残忍手段，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。

  1946年秋天，股长做了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后，决定亲自向上级坦白一切，用“投诚”的方式彻底和割裂，做一个真正的人。

  这一天，股长鼓足勇气走进了郑连魁的办公室，对他道出了自己的实际身份：“郑主任，我...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，我是派来打探情报的卧底。我知道不少情报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会全部交代，只求您留我一条小命儿。”

  听完股长的话，郑连魁惊讶极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下属中竟然还潜伏着的卧底。

  股长坚定地摇摇头，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我可以充当双面间谍，那边对我很信任，他们还不知道我‘投诚’了，到时候我假意继续为卖命，其实就是为‘’效力。您看如何？”

  郑连魁没有答应股长的提议，也没有发怒或者命人将其关押起来，只是对他说：“你先回去，这件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说起。”

  按道理来说，知道敌方卧底就在自己身边，郑连魁就算不马上将卧底处死也会大发雷霆，可他却非常平静，这令股长感觉到很惊讶和不解，不明白郑连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  然而，就在股长转身准备离开办公室时，他背后的郑连魁迅速拿出手枪，对着他的心脏位置开了一枪。

  直到闭上眼睛那一刻，他也没有想明白郑连魁为何需要以这种方式杀死自己，而不是把他给关起来审问。

  他不能让中统局知道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该机构内部了，否则肯定盘查中统局所有人，到时候暴露了其他同志的身份，他们就危险了，对组织来说是莫大的损失。

  解放战争时期，我军的攻势势如破竹，很快收复两淮地区。作为中统淮阴区市主任的郑连魁，因部队兵败成了俘虏。

  郑连魁在中统局干了这么多年，对那些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无比熟悉。他推测“也和是一样的审讯手段”，所以整天一副宁死不屈的模样，试图以此来对抗自己幻想中的各种残酷刑罚。

  谁知不仅没有对他用刑，反而对他很好，这让郑连魁逐渐放下了心理的防备。

  后来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，向俘虏们解释的思想主张，使得郑连魁大受震撼。

  他幡然醒悟，这才发现是多么腐败，的追求才是整个国家和百姓追求的。

  鉴于他思想上的转变和身份的特殊性，我党便派他回到中统，利用职务之便为组织获取情报，方便我党及时作出调整应对的政策和计划。

  就这样，郑连魁回到了中统局。后来军重新占领淮阴，他官复原职，并在暗中不断向我党输送情报。

  因此，当这个股长想要背叛我党时，郑连魁毫不犹豫地对他举起了枪，消灭了叛徒。

  从此事中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笼络人心靠的是权力和钱，他们注定只能是一帮酒肉之徒的集合；而吸纳人才靠的是真理，注定会吸引拥有崇高理想的革命者。

  因此，才会有更多的正义之士加入，就连的有些官员也会自愿帮助我党收集情报。“天下谁人不通共”这一现象的出现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  说起的特务头子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神秘的毛人凤和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戴笠，事实上特务系统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，他就是徐恩曾。

  1927年，上海爆发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徐恩曾趁机加入了陈立夫兄弟组织的中央俱乐部，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。

  为了给自己挑选可信任的人才，他亲自到开办的无线培训班挑选人才，发现有一个叫钱壮飞的人是好苗子。

  钱壮飞不仅精通无线电技术，而且为人踏实谨慎，除了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以外从不胡乱发表意见，对徐恩曾那些莺莺燕燕的私事也守口如瓶。

  徐恩曾难得在内部看到这样一个能力强、品性端的优秀人才，很快将他调到自己手下担任机要秘书。

  也是这层身份，让钱壮飞在里才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从不跟其他官员一样上班摸鱼，下班就到花街柳巷去厮混，不仅生活简单，就连穿着也十分简朴。

  徐恩曾不是没有怀疑过：钱壮飞苦行僧一样的做派，简直是跟一模一样啊！

  钱壮飞察觉到徐恩曾对自己的怀疑后立马转变过来，开始给自己置办昂贵的西装手表，还时不时“出去寻欢作乐”，这才消除了嫌疑。

  看着钱壮飞一天天“堕落”下去，徐恩曾把心放到了肚子里，没事就跑到上海去寻花问柳，放心大胆地将办公室的工作交给了钱壮飞。

  李克农同样能力出众，时常帮徐恩曾出谋划策解决私人问题，因此很受徐恩曾的信任，到没多久就被他提拔为了特务股股长。

  但他仍然是信错了人，李克农和钱壮飞有着同样的卧底身份，两人经常相互商量办法，将徐恩曾骗得团团转。

  一次，为了拿到徐恩曾贴身携带的密码本，钱壮飞和李克农商量找一个机会把本子偷来抄录下密码，这样我党以后就可以轻松破译的电报了。

  又是一个周末，徐恩曾去到上海幽会姘头，俩人在一旁提醒他把密码本收好，“要是丢了，蒋委员长可是要大发脾气的”。

  徐恩曾想了想，去寻欢作乐的确不好带着如此重要的东西，便将本子留下去找小情人了。

  钱壮飞急忙找来一台相机，仔细拍下每一页的密码，再将本子原封不动地放回去，事后并没有引起徐恩曾的怀疑。

  接着，钱壮飞将照片传到了中央，自此我党掌握了高层的电报，从中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。

  徐恩曾信任他到什么程度？几乎全上海的公务他都不怎么过问，全部交给鲍君甫处理。

  徐恩曾将李克农、钱壮飞、鲍君甫视为自己的“铁三角”，殊不知没有一个真正是他的人。

  鲍君甫是在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的，通过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和才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  “四一二”政变时，数万人士惨遭反动派的毒手，对我党的打击很大。这让周恩来意识到了建立特务工作处的重要性：如果我们再不重视情报工作，那么永远也逃不开的追杀。

  周恩来认为此事刻不容缓，1927年5月在汉口成立了特务工作处，这也是我党最早的情报保卫专业机构。

  3个月后，上海的风波平息了许多，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，特务工作处的使命就此结束。

  情报工作却没有因此停止，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又成立了中央特务科，一直不断挖掘和培养卧底人才，钱壮飞和李克农是他麾下最能干的情报人才之一。

  这远远不够，我党还需要更加多在内更有分量的人，鲍君甫非常合乎条件。鲍君甫和陈立夫等高级官员交情匪浅，与蒋介石也非常熟悉。

  那么他又是怎么和我党搭上线年，一个朋友突然造访，告诉鲍君甫有人仰慕其才华，想要跟曾经在日本留学过的他学习日语。这个人，就是党员陈养山，他答应了。

  陈养山经常挂在嘴边的理论思想深深影响了鲍君甫，他慢慢对产生了好感，甚至主动提出要为做一些事情，不久机会来了。

  1928年春天，蒋介石派陈立夫建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，它就是日后与“军统”齐名、臭名昭著的“中统”的前身。

  调查科不仅在南京设立了总部，还准备在上海、武汉等重要城市设立分部。为给上海分部选一个可靠的管理者，陈立夫物色了很多人选，最终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鲍君甫。

  一开始，鲍君甫非常犹豫，请好友陈养山代他征求一下组织的意见，陈养山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。

  看到报告后，周恩来非常惊喜，认为这是在内部建立内线的好机会，马上找来情报科科长陈赓，要他找鲍君甫了解详细情况。

  期间，陈赓发现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十分强烈，为党工作的态度十分诚恳，认为他是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，将他的情况汇报上去，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。

  自此，鲍君甫作为“双面间谍”的生涯开始了。而原本打算用来侦查的驻上海特务机关，现在反倒被我党牢牢掌握，变成了我党侦察特务行动的工具。

  鲍君甫借由职务之便，不仅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，还曾成功营救过任弼时等身陷囹圄的要员。

  1929年4月，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上海英租界巡捕房被逮捕。巡捕房里，几个警官轮流用皮鞋、皮鞭抽打任弼时，试图让他承认自己的身份。任弼时咬紧牙关，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员。

  特科知道后立马派鲍君甫去营救，他二话不说赶到公共租界警务处督查长兰普逊的住所。

  第二天便释放了任弼时。除了传递情报和营救同志，鲍君甫还需要做一些“表面功夫”，来迷惑陈立夫等人。

  他经常从陈赓那里拿一些的宣传品，《布尔什维克》、《红旗》等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，在印发之前拿到陈立夫等人的面前去“交差”。

  为了将戏演得更逼真，陈赓还经常编造情报、弄一些假机关，让鲍君甫带着人去破获。

  这些招数果然有效，陈立夫看到这些“工作成果”以为鲍君甫的情报工作做得很不错，对他越发信任。徐恩曾上台之后，对鲍君甫也是深信不疑。

  南京的情报事务由钱壮飞打理，上海的有鲍君甫和李克农，整个情报机关的半壁江山原来都在人手里捏着。

  被特工包围的徐恩曾对这一些状况一无所知，仍然沉浸在花花世界之中。直到顾顺章叛变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
  而钱壮飞恰好在值班室值班，看到顾顺章被抓捕且已叛变的绝密电报后震惊不已，他通知了李克农、鲍君甫让他们想办法撤离，派女婿连夜赶往上海去通知组织，让上海的同志立即转移。

  鲍君甫因自己有多重关系保护，认为不会暴露身份，能够继续潜伏在内部，所以没有离开，结果被以“失职”罪被捕。

  徐恩曾第二天慢慢悠悠回到办公室后，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密封的六封绝密电报交给他。值班结束，钱壮飞乘坐火车离开南京去了上海。

  看完密电，徐恩曾才清楚自己身边有的卧底，自己被他们耍得团团转。等他知晓真相时，钱壮飞等人早已撤离，鲍君甫也被抓了起来。

  他身居要职，对此事浑然不知，而且还泄露了高层所使用的密码本，事关重大，他担心自己被追责，丢了乌纱帽。因此，徐恩曾疏通关系将此事隐瞒下来。

  所以，蒋介石到死都不知道李克农和钱壮飞究竟是谁，也不清楚自己手下的官员到底能糊涂到什么地步。

  如果没有钱壮飞等特工不顾危险，打入敌人内部，获取重要情报，那么我党面临的形势会更加严峻，损失也更大。